斯蒂芬·P·羅賓斯的《管理學》把社會責任定義為：“一種工商企業追求有利于社會的長遠目標的義務，而不是法律和經濟所要求的義務。”（羅賓斯，1997年）。這一定義的隱含假設是企業都是遵守法律，企業社會責任在經濟學是一個外部性問題。即在遵守社會法律、法規的前提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就純粹是基于其自身的管理道德認識，這是他的額外附加行為。企業承擔了社會責任，它就要承擔一定的額外的附加社會成本，而企業利益相關者無須付出卻能享受到社會收益，這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外部性。反之，如果企業不實施社會責任，但卻又不違反現有法律制度，社會不能對企業行為進行懲罰，那么企業“不作為”行為的社會成本就將企業利益相關者承擔，這是負外部性。在羅賓斯的理論框架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就是求解外部性的問題。在經濟學領域，庇古認為邊際私人收益與邊際社會收益、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相背離的情況下，依靠自由競爭是不可能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因此他主張政府征收“庇古稅”。科斯認為當市場存在交易費用時，制度安排與選擇是重要的，在他看來市場交易形式即自愿協商可能會比征收“庇古稅”更加有效。

事實上，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企業并不是完全遵守法律，羅賓斯的企業遵守法律理論假設前提是不符合實際的，因此我們需要變換思路，從另外角度審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米爾頓·弗里德曼是“企業唯一社會責任是使利潤最大化”古典觀點的支持者，作為貨幣主義開創者，弗里德曼堅持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信奉自由市場競爭。在他看來，大部分經理是職業經理，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會增加經營成本，而這些成本要么高價轉嫁給消費者，或是通過較低的邊際利潤由股東承擔。管理當局提價，就會減少銷售，從而使生產者剩余、消費者剩余下降，導致社會總剩余減少即社會福利損失。此外，如果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不能將高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那么就必須由企業自身承擔這一成本，這樣會造成企業回報率下降，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投資者就會喪失對該企業的興趣轉而投資其他企業，這樣在國內競爭的市場上，由于社會責任是公司額外社會成本，全部國內企業的生存可能會受到不產生社會成本的外國競爭者的威脅。弗里德曼觀點隱含的前提是：他質疑經理有能力思考社會問題，弗里德曼主張“術業專攻”，即選擇政治代表來解決這一社會責任問題，而企業管理的唯一使命只是組織生產，實現利潤最大化，如果將這些資源用于“社會產品”時，他們會削弱市場機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