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當代中國地方環境立法的特點和趨勢
   

    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中央環境立法（包括環境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的發展，地方環境立法（包括地方和地方環境行政規章）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我國地方環境立法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成就，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認為，中國90年代的地方環境立法較之國家中央環境立法更富有開拓性、進取性和成效。當代中國地方環境法的繁榮和發展特點，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地方環境立法逐步走上地方化、具體化的道路

    自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以來，以防治環境污染為主要內容的環境立法開始在我國發展。但是，在1973年至1978年這段時間，我國有關防治環境污染的地方環境立法很少。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開始制定地方環境法規和地方環境行政規章。但是，在1978年至1990年這段時間，大部分地方環境立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地方環境立法和中央環境立法一個樣，中央和地方環境立法上下一般粗，地方環境立法缺乏地方特色，地方環境立法照抄照搬中央環境立法”等弊病，地方環境立法的實際作用和效益不夠明顯。隨著改革開放和環境保護事業的深入發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環境保護工作的水平差距不斷拉開，各地相繼出現了一系列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問題和新需要，迫切要求通過富有針對性的地方環境立法來進行法律調整；同時，面對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所產生的一系列新的問題、挑戰和機遇，國家也希望和鼓勵地方環境立法先行一步、取得經驗，以推動全國環境立法的進一步發展。正是在上述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地方環境立法開始擺脫被動、缺乏地方特色的落后局面，邁開了對于我國地方環境立法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步伐。自從進入90年代以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紛紛總結地方環境立法的經驗教訓，在地方環境立法的地方化、具體化上下功夫，逐步擺脫了以往地方環境立法的被動、落后局面，為我國地方環境保護事業的繁榮和發展提供了切實有效的地方環境法制保障。地方環境立法的地方化表現在立法的主體、形式、程序和內容等各個方面，其中不少地方環境立法在地方環境資源條件和地方環境資源問題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云南省環境保護條例》（1992年11月）關于“嚴格保護西雙版納等地的熱帶雨林”（第32條）的規定就很有地方特色。海南省是一個熱帶海島省份，針對本省的環境資源特色，《海南省環境保護條例》（1990年2月18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明確規定：“保護尖峰嶺、霸王嶺、吊羅山、黎母山、五指山、鸚哥嶺、阿陀嶺、七指嶺和其他區域的熱帶原始森林”（第22條）；“嚴禁采伐珊瑚礁和紅樹林”（第25條）。同時，海南省又是國家確定的一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省，在許多方面享有國家給予的特殊、優惠政策，根據這一特定省情，海南省在制定《海南省環境保護條例》時，大膽學習、借鑒、吸收、引進國外先進的環境立法經驗，率先規定了“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人民政府按年度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報告環境狀況和對策”、“實行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將節余的排放限量抵銷和轉讓”、“開發區環境影響報告”、“代行治理”、“舉證責任轉移”等一系列新的、具有前瞻性和開拓性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措施和經濟政策，充分體現了海南省這一開放省的特點。在地方環境立法的具體化方面，許多地方環境法規做得相當出色。例如，《環境保護法》（1989年）等環境法律，對各級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建設項目環境管理制度和環境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等規定得相當原則、簡單，而絕大多數地方對此進行了補充、完善和具體化。如《寧夏回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1990年4月），對自治區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主要監督管理職責規定了6項，對市、縣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主要監督管理職責規定了5項；《云南省環境保護條例》（1992年11月）第13條，對各州、市、縣（區）人民政府、地區行政公署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主要職責規定了9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