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環境立法的綜合化進一步加強

在這個階段，特別是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之后，中國認識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特別需要加強規范環境、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行為的綜合性的體系的建設；中國環境法涉及的環境、資源問題及與之相關的跨領域問題越來越多，調整的社會關系和保護對象越來越廣泛，調整這些問題的方式方法越來越協調，有關環境資源的各種法規的聯系和結合日益緊密；中國環境法正在將環境與資源、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正在發展成為以保護環境資源為主，綜合調整環境、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可持續環境法體系。中國環境法的這種綜合化趨勢，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立法方面的綜合化趨勢。從環境保護法體系看，已經從單純的防治環境污染法

體系向雙重的防治環境污染和自然資源保護法體系發展；從自然資源法體系看，已經從單純的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法體系向雙重的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法律體系發展；從能源法體系看，已經從單純的能源開發利用法體系向雙重的能源開發利用和保護節約法體系發展；從區域開發建設法體系看，已經從單純的城鄉規劃建設法體系向雙重的城鄉規劃建設和區域綜合開發整治法體系發展。在1998年新組建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已經確定了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并重的方針。在立法建議中，有關部門和專家多次建議起草一個更加富有綜合性的環境資源法律。

    第二，法律機制方面的綜合化趨勢。從立法機制方面看，全國人大于1993年成立了環境保護委員會，后來改名為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這說明國家立法機關已經從環境保護和資源保護、合理利用的角度統一考慮、規劃我國環境資源法律的綜合化。從執法機制方面看，在歷次機構改革中，都曾提出在原有的資源保護部門的基礎上建立環境資源部或國土資源委員會的機構改革方案；現有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職能正在向著環境資源雙重保護的功能方向發展，其環境管轄范圍和職能正在擴大。。

    第三，環境法的綜合化與環境法學的綜合化互相呼應。環境法的綜合化一直受到環境法學研究和教育方面的綜合化的影響，環境法學專業研究范圍的擴大從法學理論方面為環境法的綜合化提供了支持。將環境法學即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作為法學中的一個二級學科，本身就是環境法綜合化發展的產物。

   （四）有堅實的憲法基礎和黨的政策基礎，環境法制建設日益成為憲法、國家計劃和政黨章程中的重大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和環境法制，環境問題成了政黨和政治家重視解決的政治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成了國家通過其根本大法、國家計劃和綜合決策進行調整的國家大事，環境保護成了國家法律明確規定的國家的基本職能和基本國策。目前，我國已將環境保護納入國家憲法、國家計劃和《中國21世紀議程》，黨和國家通過制定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規，明確宣布環境保護是我國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明確要求對環境保護要“黨政一把手親自抓和負總責”，明確指出“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3] ，199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明確宣布“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件，都對環境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保護、改善作了明確的規定，整個環境法制建設的發展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