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的環境保護潮流推動下，隨著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后國際環境保護運動的不斷發展和“十年動亂時期”環境問題的日益尖銳，現代意義的中國環境法從70年代逐步興起。

    在70年代初，我國已針對某些局部地區的環境問題，制定了一些環境行政規范性文件。1972年，中國派出政府代表團參加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受該次會議的影響，中國在1973年8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這次會議制定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會后由國務院予以批發（11月）。這一文件，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個綜合性的環境保護行政法規。該文件不僅規定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三十二字”環境保護方針為，還規定了發展生產和環境保護“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原則，“三同時”制度和獎勵綜合利用的政策。這些內容，對中國環境法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974年1月，國務院頒布了《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暫行規定》，這是中國第一個防治環境污染的正式的行政法規。1977年4月，當時的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財政部、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發布了《關于治理工業“三廢”，開展綜合利用的幾項規定》，其中提出了盡力把廢水、廢氣、廢渣等工業“三廢”消滅在生產過程之中的思想。此外，國家還頒布了《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1973年)等環境保護標準。從總體上看，這個階段的環境法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以《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1973年11月）為代表，確定了比較全面的環境資源保護目標，規定了比較綜合的環境保護方針、原則，為我國環境法的全面、深入發展打下了比較寬廣的基礎。但是，這個時期的環境法缺乏環境法學研究和環境科學理論，某些環境政策打上了“左”傾錯誤的烙印，環境法制觀念和環境立法計劃性很差。

    第二，環境法缺乏憲法基礎，的效力等級或立法級別較低，主要是一些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紀要、批文等政策文件。

    第三，環境法以防治污染立法為主，自然保護和資源保護方面的法律較少；防治污染以綜合治理工業“三廢”為主，環境管理制度不健全；污染防治以行政手段為主，法律手段和經濟刺激手段較少。

    第四，的內容比較原則、粗糙，可操作性、可執行性較差，很少正規化、程序化的環境保護法律制度。

　　（三）經濟轉型時期的環境法

    粉碎“四人幫”后中國共產黨于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新時期。從1978年至今，雖然是中國現代環境法迅速、全面發展的階段，但這個階段的環境法都具有經濟轉型時期的性質和特點。因此，可以將這個階段的環境法簡稱為“經濟轉型時期的環境法”，又稱“當代中國的環境法”。在這個時期，我國環境法的發展形成了兩次立法高潮。